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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念於藍:永遠活在觀衆的心裏 也活在孩子們心裏

http://dailynews.sina.com   2020年06月27日 18:18   澎湃新聞

  她是《烈火中永生》中的“江姐”、新中國“二十二大電影明星”、兒童電影製片廠首任廠長,也是中國電影事業家、演員田方的妻子,第五代導演田壯壯的母親……

  6月28日,著名錶演藝術家於藍去世,享年99歲。

於藍於藍

  據北京日報客戶端報道,田壯壯導演在朋友圈寫道:“媽媽走了,現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,你的心獨立,赤裸,清明且處於當下,你以前從未經歷過,現在經歷的一切,這即是佛。”

  他還表示:“感謝所有關心媽媽的人,我想獨自安靜幾天。”

田壯壯導演悼念母親於藍田壯壯導演悼念母親於藍

  紮根生活 塑造不朽銀幕經典

  於藍,原名於佩文,1921年6月3日出生於遼寧省鞍山市岫巖滿族自治縣。她從年輕時就是一名“戰士”。1931年,“九一八”事變發生後,於藍一家逃難到關內,幾經輾轉勉強立足於北平。她被送進一所貴族學校,但只待了二十幾天就離開了。“每天我都悄悄用棉被堵上窗子,聽中央政府的廣播,可是總聽到國軍英勇抗戰、全面撤退的消息”。而當時住在新街口的於藍,經常見到日本的裝甲車在城裏橫行無忌,“感覺車輪就像碾過自己的胸口一樣”。晚年,於藍接受採訪,談及自己的青春期:“那時唯一的願望就是參加抗日。”

 年輕時的於藍 年輕時的於藍

  1938年,於藍從好友處得知抗日遊擊隊的消息,便離家出走去尋找隊伍,沒想到,剛出城門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,送到了憲兵隊,後家中上下打點營救才得以脫身。但不久於藍又再次離家出走前往抗日根據地。在決定去延安之前,於藍同窗好友的母親把她的原名“於佩文”改爲“於藍”,喻意爲“青出於藍”。

  1939年,她在抗日軍政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她的入黨時間,和江姐江竹筠同一年。

  “江姐”這個人物形象,在一代中國人心目中,幾乎就等同於於藍的那張臉。事實上,也是於藍第一個發現了這一題材,並牽頭把它搬上了銀幕。1961年,於藍生病住院,她在病牀上看到了小說《紅巖》的連載,她被裏面的人物形象深深打動。而電影的片名《烈火中永生》也是於藍想到的,靈感來自葉挺詩歌《囚歌》中的一句詩:“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。”這個片名最後由周恩來總理拍板決定,郭沫若題字。

《烈火中永生》海報《烈火中永生》海報

  和江姐同樣有過家庭貧困的經歷,也有過被捕並與敵人周旋的經歷,於藍說,在看到《紅巖》後備受觸動,她想把她們共同的經歷告訴觀衆。

  “我們都是同一時期參加抗日戰爭。她是地下黨,我在根據地。我有多好的條件,我們有自己的八路軍保衛着我們,他們是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,所以他們比我們更艱鉅。我想我的人生道路跟江姐的人生道路是一致的。”

  爲了演好江姐,在開拍前的兩三年當中,於藍多次去北戴河、重慶、成都、貴州進行調查,採訪了《紅巖》的作者和江姐生前的戰友,留下了30多萬字的筆記。

  如今,許多人回想起江姐,印象深刻的總是她繡紅旗和平靜赴死的樣子。於藍準確的演繹,爲人物賦予了不同於臉譜化英雄人物的生動靈魂。晚年回憶起自己創作這一角色的心得時,於藍表示,“我就因爲她這樣面不改色、心不跳,我就是爲她這種忘我的、全心全意爲理想獻身的崇高氣節所震撼,所以願意扮演這個角色。他們的行爲,他們的爲人,整個展現給人民羣衆,讓人民羣衆記住他們,永遠記住,這是我們民族真正的精英,我們民族的先驅,民族的英雄,人民都知道。”

 《烈火中永生》劇照 《烈火中永生》劇照

  儘管塑造了幾代人心中不朽的經典形象,於藍對江姐這個角色也有念念不忘的遺憾——在演江姐得知丈夫犧牲的那場戲時,她本應該痛哭出來,但是由於當時一些“左”的思潮,“說不能帶着眼淚去革命”,於藍沒能把江姐溫情的一面展現給觀衆。那場戲演完之後,於藍腦子裏一直在總結,她入戲很深,總想着江姐剛剛失去丈夫,面對如同母親一樣的雙槍老太婆,“眼淚一定是憋不住的,哭出來會更真實一些。”而這個遺憾,在她往後餘生接受各種採訪的時候都常有提及。

  於藍對自己演戲的要求總是很高,藝術上也精益求精。1961年,於藍憑藉劇情電影《革命家庭》獲得第2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。在片中,於藍成功塑造了由普通家庭婦女成長爲堅定革命者的女主人公周蓮。連周總理都讚揚了於藍在《革命家庭》裏的表演,說“於藍演了一個好媽媽”。

  但於藍卻還認爲這部電影的表演不夠成功,片中需要從16歲少女演起一直到成爲老太太,由於當時受到化妝技術的限制,要化成老太太非常難。這也成了於藍的一大遺憾,“往臉上貼了好多的紙,那些紙又跟動作不協調,所以我認爲老太太那一段並不是很成功。”

  除了江姐、周蓮,於藍的經典角色,還包括在《翠崗紅旗》中的紅軍家屬向五兒、《龍鬚溝》中的程娘子、《林家鋪子》中的張寡婦等,她總是深入到人民羣衆中,從最真實的生活細節中捕撈塑造人物的根基和靈感。於藍曾說,自己很感激在體驗生活的過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民羣衆,“他們是我的好友,也是我的老師,給了我創造的依據和創造的活力。”於藍總結自己的表演藝術,“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、一千條,但最根本、最關鍵、最牢靠的辦法是紮根人民、紮根生活。”

《林家鋪子》劇照《林家鋪子》劇照

  但於藍作爲演員的藝術生命並不長,“文革”開始後不久,於藍和丈夫田方一起被打倒,作爲北影廠重點“黑幫”,多次遭到批鬥;隨後,他們被下放到北京郊區大興縣天堂河的北影廠“五七幹校”參加勞動。正是在這段坎坷之中,正當盛年的於藍,失去了繼續從事心愛的表演工作的機會。在一次勞動中,於藍從屋頂摔下,摔破了臉部,雖然經過縫合外表看不出傷痕,但是傷口內部感染,使她的面部神經受損,失去了一個演員應有的控制表情的條件。1974年,當她在電影《偵察兵》的特寫鏡頭上看到自己不自覺抽搐的右臉時,她知道自己不得不告別心愛的舞臺。那一年,她的愛人田方逝世,不久,她又查出乳腺癌晚期,打擊接連而來,但於藍和她扮演過的女戰士一樣,沒有被擊垮。

  花甲之年 爲新中國兒童電影重新啓程

  無法繼續做演員的於藍,此後依然爲中國電影忙碌一生。

  改革開放後,中央工作會議號召全黨全社會都要關心青少年的成長。已經60歲的於藍受命組建兒童電影製片廠併成爲首任廠長。於藍那時身患乳腺癌,剛做完手術不久,身體還在慢慢恢復,接到委任卻毅然領命,投入到緊張繁忙的工作當中。她回憶起當年的情景:“我還記得得知這個消息是在六一前夕,剛好是我過60歲生日的時候。按照現在的規定,60歲應該退休了,但黨和人民需要我去哪裏,我就去哪裏,沒有半點猶豫。”

  白手起家,談何容易。兒影廠成立之初條件非常艱苦。起初兒影的廠房,只能設在北影廠傳達室邊一排楊樹後面,臨時建造的一排極其簡陋的平房裏,一些拍攝設備和辦公用具都是於藍向廠家打欠條賒賬借來的。爲了招兵買馬,解決拍片的經費不足和器材短缺,於藍四處奔走,一刻也不停歇。

 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,她右手無名指比別的指頭短一截,就是那時的一次事故造成的——當時冬天沒有暖氣,門是用幾根彈簧繃住的。一次於藍開門時,手指不慎被截斷,其實當時的醫療條件可以通過住院後做多次手術接上。但於藍想到剛建廠,“那麼多事等着我做,哪有時間啊!我想反正我又不彈鋼琴,手指頭不要了,縫上傷口就回來工作了。”

  拍兒童片不賺錢,各大電影製片廠也少有這樣的創作。躊躇滿志的電影人們,也少有把創作熱情和精力投在兒童片事業上的。後來的兒影廠長宋崇說,當時電影界開玩笑管兒影叫“兒子輩的”。除了缺資金設備,兒影也缺人才。於藍就不拘一格用人才,同意美工拍片。據於藍回憶,很快,尹力就提出要拍《好爸爸壞爸爸》,馮小寧提出《病毒金牌星期天》的題材。“我這個人有這麼點好處,發現有才能的人,就給他們發揮的機會,看看他們的才能怎麼樣。”

  於藍任廠長期間,共拍攝了19部彩色故事片,同時,兒童片這個片種在上世紀80年代,也成了中國電影重要的組成類型,《四個小夥伴》獲1982年第12屆吉福尼國際青少年電影節最佳榮譽獎、共和國總統銀質獎章;《應聲阿哥》獲文化部1982年優秀影片獎兒童故事片獎;《少年彭德懷》獲1986年第6屆“金雞獎”最佳兒童片獎;1985年,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協會成立,創立兒童電影“童牛獎”,次年增設小評委獎……

  但於藍不滿足。她曾苦惱,“越到六一,越感到痛苦。”1985年,全國拍攝故事片86部,其中,兒童片才3部,於藍認爲這一數字遠遠不能滿足當時全國三億兒童的精神需求。1986年,於藍卸任廠長轉而擔任藝術顧問,之後致力於推進兒童電影進校園。她說:“藝術品要爲孩子服務,是要影響他們一生的,所以要努力拍好,而且要把好的影片送到學校讓孩子們看到。”

  於藍接手兒影廠工作後,自知年歲已高,幾年裏也不斷在物色更年輕又懂孩子的電影人,來接班兒童電影的事業。《霹靂貝貝》的導演宋崇,就是於藍從上海“請”到北京的。宋崇早些年拍攝兒童電影《閃光的綵球》,於藍在孩子們中做“民意調查”,發現孩子們很喜歡這部電影,便主動來到上海找張瑞芳、秦怡等“老姐們兒”瞭解情況。宋崇自己也是看着於藍電影長大的,對她從《翠崗紅旗》到《烈火中永生》的銀幕形象都印象深刻,“她是我們的教材啊,我也沒想到後來有一天會和她共事。”宋崇1986年到北京報到的時候,兒影廠已經過了“最苦的時候”,開始有了自己的地,蓋起自己的廠房,但宋崇也記得兒影廠的人說,於藍前些年建廠真是“跑斷腿,磨破嘴”。

  宋崇記得,於藍作爲藝委會主任,依然是每天都到廠裏上班,後來兒影廠又換了幾屆班子,於藍都堅持去廠裏。不管具體的行政事務,但看劇本、看樣片提意見,都是她掛心的工作。“每個項目她都親身參與,組織生產創作,廠裏的大小方針政策一起討論,還有那會兒我們要把兒童片送到老少邊窮,她也都很積極地跑。”宋崇回憶。一直到後來中影合併,兒影廠不再有自己單獨的廠址,於藍才不再去。在宋崇的印象裏,合併前已經退休的於藍,還在爲這個電影廠奔走,希望能夠把整個廠保留下來。“可以說從兒影廠的成立,到發展到衰落,她都是一路親歷的。”

  直到近年,於藍出現在公衆視線和媒體採訪中,也從來不忘繼續爲兒童電影發聲。晚年的於藍,總是在惦記着,能讓孩子們看到更多他們想看的好電影。面對兒童電影這些年越發的邊緣化,真正爲孩子拍的電影越來越少,於藍也曾多次發聲呼籲,“希望國家的相關部門,認認真真地、有實效地去解決與推動兒童電影的發展。”

  宋崇的夫人在北影廠長大,從小和“於藍阿姨”的關係更親一些。在她的印象裏,於藍是非常仗義的人,“沒什麼架子,也沒有官腔,對身邊的人非常好。”她記得,於藍對孩子一直是特別喜歡的,演江姐的時候對“小蘿蔔頭”就特別好,對身邊的晚輩也非常照顧。

  宋崇退休後回到上海教書,有一年夫妻兩人回北京探望親朋,在小月河邊偶遇了被阿姨用輪椅推着外出散步的於藍。於藍還囑咐宋崇,“你還要多爲孩子們拍電影。”

  “從建立兒影,到退下來以顧問身份繼續參與兒影的大小事,到擔任兒童電影學會主席、國際兒童電影節和童牛獎的負責人,於藍始終沒有離開過中國的兒童電影事業。她永遠活在觀衆的心裏,也活在孩子們心裏。”宋崇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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