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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少红谈周迅:她能看到未来 不会有青春的危机感

http://dailynews.sina.com   2018年11月27日 01:33   北京新浪网

周迅与李少红

周迅与李少红

《大明宫词》中的周迅

《大明宫词》中的周迅

  导语:本文摘自周迅新书《周迅·自在人间》。这本关于周迅的书,汇聚周迅从影27年来,一部分点点滴滴和成长的碎片,纪录了她在剧组,在生活之中的点点滴滴。

  我第一次见周迅完全是因为贾宏声。

  那时候我正在拍《大明宫词》,贾宏声的妈妈打电话来,说他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,想开始拍戏。我觉得他不太会愿意拍古装戏,但是他妈妈一直讲,说她给贾宏声做工作。我说行,让他来。

  来的时候,周迅陪着他,就是一个小丫头,在旁边等。因为想让他状态稳定一些,我就说,要不让他女朋友也试一个角色,他俩做个伴儿。当时就定下来,让贾宏声演李弘,还有一个小太平公主的角色,给周迅。

  定了之后他妈妈又打电话来,说贾宏声还是不想演古装戏。结果就是,贾宏声没来,周迅来了。

  我那时候对周迅没有特别的印象,她不起眼,也不是一个专业演员,客串过一两部戏,在《风月》里演一个舞厅里的女孩,我还有点印象。但是她一造型,我就觉得可以,她比较上相。后来我们找来叶锦添,叶锦添给她做了造型之后,变化就非常大,显得非常突出。

  她还是比较灵,虽然没有受过表演训练,但她确实演得很不错。她不是那种乖乖女、娇气的傻白甜,她很小就出来闯,比较独立,有个性。后来我们还专门去艺校见过她的老师,对她的事情做了些了解。

  《大明宫词》的风格特别适合周迅。她之前演过史蜀君的《小娇妻》和谢铁骊的《古墓荒斋》,加上《风月》的一场戏,这几部都是很规范的片子,她在里面不显得突出,但是《大明宫词》比较另类,我不想要一个三好学生式的小孩。她演的太平公主,《资治通鉴》上写她是“骄奢淫逸”,一看就是个被宠坏的小孩,被王权宠爱,在宫殿里散养,她的性格肯定非常任性、灿烂,这些东西恰恰跟周迅性格中的很多东西是吻合的。

  她平时可能装得乖一点,但一到那个环境里,她的天性就释放了,我们也刻意地没有太拘束她,有意识地让她释放,所以她在现场到处疯跑,也没人管。

  她像个小孩一样,待不住。就是可惜了那些衣服,衣服给弄得到处掉毛,她的那身衣服特别贵。想要飘逸一点、稀疏一点的效果,就没法缝得特别结实,经不起她那么跑啊。后来就给她弄了一个袋儿,裙摆装在袋儿里提溜着跑,像个大蘑菇一样。那种衣服没法干洗,拍的时间又长,不弄干净点,四十集下来都成黑的了。

  周迅不属于淑女、公主的类型。她应该走演技路线,而不是偶像路线。因此她的性格就很重要,形象特点也要保持,她是得有自己特点的。

  她是一个很感性的人,我们跟她讲费雯丽,觉得她有点像这个演员。我说,你一定走她的路线,但是你也要很小心,因为她完全投入进去,进入人物以后,有时候没法出来,后来她精神上承受不了,有问题了。

  她现在受益的也还是这个方法。她演戏要有感觉,用自己的感受去征服观众。我告诉她不要用眼药水,因为眼睛是会说话的,眼睛会告诉观众你是否感动了,没有眼泪,眼药水也没用,没有感染力。

  但是拍《恋爱中的宝贝》时,她就特别难以自拔,她的情绪受这个影响将近一年,后来我说,你这样不行,让她去接《美人依旧》,换个环境、缓一缓。

  演员有几个境界,一是演得很自然,二是能够塑造角色,最高的层级就是能把灵魂的感受表现出来,能演一个精神类型的人物。《恋爱中的宝贝》就是冲着最后这个境界的,但是把握不好也很危险,灵魂出窍不容易,需要一个很好的辅导,她是有这种气质的,能够很快进入,但也可能因为角色得抑郁症,这需要她的调节能力非常强,需要身边的人帮助她,不要让她走极端。

  拍《大明宫词》时,周迅天真烂漫,那是她天性解放的时期,到了《橘子红了》,我们写剧本时,就有意识地让她从姑娘变成一个少女,让她从一个花旦,过渡到一个青衣。她人长得像小孩,总有种没有发育完全的感觉,演花旦是没有问题的,她最难过的一关,就是从花旦到青衣,这就要从角色到题材上都有所考虑,起码要让观众能感觉到,她到了一个女人的阶段。

  她本人理解这一点确实有难度,《橘子红了》怀孕那场戏,她一直记忆犹新。那场戏费了很多个小时。就是讲她怀孕了以后,大伯摸她的肚子,她体会到孩子的存在时,在生命层面上原谅了这段关系,她笑了。周迅就怎么也不能理解这个笑,她怎么可能笑?她老觉得她是一个被凌辱的角色。

  那年大年三十,她就是没感觉,我陪着她一直聊到六点多,年饭夜都要吃不上了。我也不想让她着急、压力太大,就说:这么晚了,咱们吃年夜饭吧,不拍了,初三再见。

  那天晚上她到了谁家,哭得特别伤心,都有点崩溃了。到了初二,突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,说:我好像知道是什么感觉了。好像是她出去玩,看到刚刚翻绿的禾苗,阳光下的小小生命,让她体会到了大地和孕育的感觉。

  然后初三,第一个镜头就拍那场戏。现在我想起那个镜头,都会被感动。她一定要有感而发,她找不到感觉我们就不拍,拍不下去,一定要让她完成这个心理建设。

  但是这一点,对她后来出去拍商业片很不利,人家要赶时间呀。所以她不会草率地去拍很多商业片,还是会选择自己有感觉的角色。

  她从来不是偶像派,大家喜欢她还是因为喜欢看她演戏,“真会演戏”,是我听到最多的业内和观众对她的评价。这么多年,她戏接得不多,但是都能保证质量。

  周迅的经纪合同,是当时全国演员第一份。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签、怎么写,都不懂,感觉就是一份演员合同签的时间比较长。我们琢磨了一两个月,李小婉,婉姐跟我说:你看。我说:我不懂,你看。

  婉姐还脸皮薄,签约的时候她没去,正好是我们拍《绿衣红娘》的时候,让我拿着合同到摄制组去签。我那时脸皮也薄,我跟周迅说:你好好看看。她看都没看,哗哗哗就签了。我说:这是很认真的一件事,我们琢磨了三个月,你一个字都不看。她跟我讲,意思是,就像一个演员把自己交给导演一样,她把自己交给我们了。

  她那时候也比较依赖我们,每天来我们这儿上班。拍完《大明宫词》以后,谁给她的剧本她都往我们这儿一扔,说:“你们说好,我就演。”

  这责任太大了。那两年,我们基本上就是在给她写戏。那时候好像也不兴到处推荐演员,就是等,有人找来就看看。都不好意思推销。

  所以就变成,你要签她,就一定要对她负责,要琢磨她,给她写戏,她能演什么角色,怎么按照她来写角色。但是周迅也受益于此。那三四年她是上镜率最高的演员,两三年之内,打开电视几乎全是周迅。

  当时还不是提前预售,我们都是拍完之后才找买家,靠质量跟人家竞争。不像现在,看个片花就卖,凭关系卖,你拍得再好,烂片跟你的价钱也是一样的。

  那段时间,我们拍了就给中央台,这样也好,特别简单,一门心思拍好片子,中央台就买单。那时候在中央台播是最牛的,卫视还没起来,中央台是唯一一个全国都能看到的,全国观众整天看她的戏,她的普及率很高。

  她特别怕接受采访、面对面地交流,怕跟人讲话,会短路,嘴跟不上。但是她念台词、演戏,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还是害羞,有社交恐惧症。

  周迅红了是她自己没有预料到的,通过她,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演员的养成,她,还有陈坤,都经历了这个过程。荣誉来得太早,而他们的心智和知识结构还没有达到成熟,去客观地平衡自己的心态是很难的。处于这种状况,肯定会有一定的失控任何演员都会有,都会找不着北,突然觉得自己飘起来,在天上了。

  尤其是,挣钱了。这也是一个非常时刻,对钱的概念,从不知道,到一下子拥有这么多财富,这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得起的。但是我觉得,通过时间还是能看清一个人,每个人对钱的在意程度是不一样的。

  我肯定会跟她谈这方面的问题,谈在人生历程中,什么是最重要的,什么是持久的,要保持清醒。不过还是得靠她自己做选择,我们不可能替代她。

  我们的关系,除了演员跟导演之外,还有另外一层,有点像亲人,其他导演不会触及的她的生活问题,我是回避不了的。她所有的事情,我跟婉姐(李小婉)都知道,婉姐主要是生活上,我偏重她的创作还有人生。她觉得哪块儿过不去了,需要有人说心里话的时候,一定会去找婉姐(后来也常被称为婉娘),很多事情是不能与人分享的,她跟父母不讲,来跟我交流,我觉得这就是信任。

  周迅在荣信达十年。陈坤讲,他们身上都有荣信达的烙印。选戏啊、做人啊、表演啊,都有深刻的烙印,因为这十年,正好是她的养成、成长期。

  现在的演员没有什么养成,这是很危险的。有的演员就是红一时,到第二部戏就完蛋了,拍两部戏回来一看,全走形了。没有一个稳固的世界观,一出去就变,变得歪瓜裂枣。

  去年我跟陈坤和周迅见面,他们现在都觉得挺受益的,知道自己的人生选择,不会乱。没有养成过程的演员,在各种诱惑之下,不知道如何把持,等到摔跟头流血之后,什么都明白了,年龄也大了。

  巩俐也算是一个有定性的,还有章子怡,也比较有定力。真不是那么简单的,得真有货才能定得住。

  这么多年,我觉得周迅确实没有太大变化,她的人格那时候就基本上形成了,对我来讲不会有特别大的出入。

  周迅在摄制组长大,每一个摄制组都是一个小社会,每个社会的氛围都不一样,有些有营养,你怎么汲取,有些是没有营养的,要判断。这种判断力也要培养,你分不出好坏,基本上就别干了。

  她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,她习惯了我们的系统之后,出去之后干不了。

  她是拍完《橘子红了》以后出去的,穿过叶锦添的衣服,再看到别的剧组的衣服,就崩溃了。那边用的是塑料袋提溜着的跳秧歌的那种衣服,剧组特别乱,化妆品用的还是油彩妆。

  我特别理解她,但是没有契约精神也不行。她能辨别好坏,接受不了那些。但是总归要有一个接触社会的过程。

  我跟周迅保证说我们来,但是人家有导演了,不可能我来导。

  我记得很清楚,我开着车打电话,一路开一路打,劝叶锦添。他要不肯来就完蛋了,基本上我就没有什么可以说服周迅继续拍摄的了。

  整整半年,好不容易把那个戏给对付下来了。后来发现,光把造型做了也没用,他的片子跟你的造型不是一个系统的,就好奇怪。我觉得特别傻。但总算是过去了吧,没有出大问题。

  这件事她很有感触。后来她谨慎起来,不能做的事情就直接拒绝。我说你跟社会一定要有契约关系,答应了一定要做。你说“不”,这个不错,但是你说“行”,又不干,事情就很难办。

  还有一个阶段,她一定要跨过去的,就是拍大银幕。那时候电视剧演员跟电影演员分得非常开,层级不一样,好像演电影就高级一点,其实不都是演戏么。但是那个时候都是那样。

  就想她不能是个电视剧演员,得给她弄个电影,我也一样,我觉得我是电影出身的,得回本行。

  拍个简单的生活片,也没什么挑战,一定要有一点独特、有新意,就有了《恋爱中的宝贝》。

  我跟周迅他们那帮小孩一起去大理,我年纪最大,我们都爬到房顶上坐着,猫似的,一起聊这部电影应该是怎样的。

  那时候的他们,就相当于现在的80后、90后。他们那一代人的气质,是从传统的外壳里像蚕一样蜕变出来的,是一个蝶变的过程,他们身上有传统变形的东西,也有他们自己的追求,他们渴望很单纯的情感交流,没有太多功利的。我觉得他们的恋爱已经跟传统时代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,所以《恋爱中的宝贝》开始是一个生活的、恋爱的故事。

  我自己也是,行业体制的转变,社会化的转变,意识形态的转变,每个人的自我越来越清晰,但还有一定的分裂感。创作“宝贝”的时候,正好处于一个很大的转折过程,我想表达出那种人的变化、社会的分裂,给我们精神上的影响。

  宝贝这个角色对周迅有很大难度,但是她有那种悟性,最后她的表现让我很惊奇。拍《大明宫词》我体会到跟好演员合作的感觉,像归亚蕾,我想要的东西她都能给我,我做导演就觉得太享受了,到了“宝贝”之后,我觉得跟周迅也有那样的交流。

  我自己的创作跟我告诉周迅的是一样的,就是有感而发。论文化基础,不可能每个领域都研究得那么深,只有自己的感受是最真实的。我最简单了,拍《大明宫词》,我也不懂历史,就抱着书看,看完之后,什么感动我我就把那个东西表达出来,我不会去想“应该”是什么样的。

  第五代最火的时候我在带孩子呢,没赶上,我不会刻意去想张艺谋和陈凯歌的拍法。我只是感受。

  我觉得我跟周迅应该算是知己、朋友,她不管是感情生活还是比较纠结的时刻,都会比较在意我的想法。几乎她的每一任男朋友,她必须要我看一下,还像小孩一样,说:“怎么样?怎么样?”我说:“什么怎么样呀,日子是你过呀。”她就觉得给我看一下踏实。

  在她这个年龄段,要找适合她的角色,得是青衣,但是不要太大的青衣,这样的角色不会很多,所以她的选择余地不会很多,合适就好了。

  她还是在坚守她最早对电影的初心,她是演技派,年龄的制约性不强,老太太她也能演,归亚蕾老师,到了晚年戏多好呀,炉火纯青。这些前辈对她都有影响,她一开始跟亚蕾老师拍戏,她能看到未来,不会有青春的危机感。

  她结婚时,我女儿把她最早画周迅的画送给她,她小时候周迅老带着她玩儿。她画的周迅特别斑斓,不是写实的那种。

  我不是一个善于送礼物的人,我能送给她的就是电影和角色,让大家都能记得她的角色。有机会我还是想跟她拍电影的,因为这样的合作很难得,尤其是出去多了,就会很珍惜这种关系。我们是因为电影而结缘的,她的人生和我的人生,因为电影而交汇在一起。(文/lens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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