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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年前,中国年轻人都在追这两位先生

http://dailynews.sina.com   2019年01月16日 05:13   凤凰网

1.

1919年元旦刚过,1月15日,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本志罪案签辩书》。“德先生”(民主)与“赛先生”(科学)第一次正式在国人面前提出,后来被学界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。

《签辩书》中宣称:

本志同人本来无罪,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(Democracy)和赛因斯(Science)两位先生,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。要拥护那德先生,便不得不反对孔教、礼法、贞节、旧伦理、旧政治;要拥护那赛先生,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、旧宗教;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,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。大家平心细想,本志除了拥护德、赛两先生之外,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?若是没有,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,要有气力、有胆量来反对德、赛两先生,才算是好汉,才算是根本的办法。

陈独秀的言下之意是,《新青年》杂志力主的文学革命,受到不少旧派人士的非难。他形容当时社会上“大惊小怪,八面非难,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,就是咶咶乱叫的青年学生,也把《新青年》看作一种邪说,怪物,离经叛道的异端,非圣无法的叛逆。”

非难的情况的确有,尤其是针对《新青年》编者钱玄同废汉文的激进主张。钱玄同在1918年4月发文指出“欲使中国不亡,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,必以废孔学、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;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,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。”

陈独秀虽也不认同钱玄同的灭汉文主张,说那是“用石条压驼背”的医法,但依然在《签辩书》中为其申辩,他说“社会上有一班人,因此怒骂他,讥笑他,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说话,这又是什么道理呢?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?”说到底,也是为文学革命受到“八面非难”的境况叫屈,陈独秀始终为此耿耿于怀。

然而到1927年,鲁迅回忆起这段历史,提到国内刚刚提起“文学革命”时虽然确实有反对声音,“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,不大受阻碍”,原因是“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除汉字,用罗马字来替代。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,很平常的,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,就大不得了了,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,而竭力来骂钱玄同。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,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,反而没有阻碍,能够流行了。”

就连胡适也承认,中国的白话文,没有经过什么大风浪,便得以“轻轻俏俏地成功了”。

《新青年》同仁合影。从左到右为刘半农、胡适、陈大齐、马裕藻、钱玄同、周作人等。

2.

就在德先生、赛先生提出的一年前,《新青年》因发行太少亏钱,在暂停4月后重新出版,由北大的陈独秀、钱玄同、沈尹默、李大钊、刘半农和胡适六人轮值编辑,开始用白话文做文章。当时的陈独秀们可能不会想到,这本一度面临停刊的杂志,将在一年后引发一场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。

事实上,复刊初期的《新青年》销路不广影响力不大,令陈独秀大感头痛,虽然宣扬白话,也四面出击向旧派人物挑衅,却都得不到什么回应,就算有,也是些不愠不火,如翻译家林纾的《论古文不宜废》之类温柔讲理的。作为轮值编辑的刘半农也感叹说:“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,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。”

为了博关注,《新青年》干脆自导自演炒作了一场骂战,由钱玄同和刘半农分饰两角。

钱玄同化名“王敬轩”,以读者身份致函杂志实名反对白话,他以一种泼妇骂街的姿态,指名道姓,从胡适的新诗开始骂起,一直骂到“辛亥国变以还,纪纲扫地,名教沦胥,率兽食人,人将相食,有识之士,童焉心伤……”。反对不够,还刻意站了个队,“王敬轩”在信中故意吹捧林纾,赞美其用古文翻译的小说“如云吟边燕语,云香勾情眼……”按照“敌人的朋友比是敌人”规则,林纾就莫名其妙成为了新文化拥护者们攻击的对象。

《新青年》在四卷三号上即刊登了这封读者来信,同时也附上了作为记者身份的刘半农的回击。刘半农在文中反驳完“王敬轩”,又继续把矛头对准林纾,讽刺其翻译的外国著作,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东西,甚至说出如此尖酸刻薄的话:“先生既不喜新,似乎在旧学上,功夫还缺乏一点。倘若能用上十年功,到《新青年》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,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一谈,记者一定‘刮目相看’!否则记者等就要把‘不学无术、顽固胡闹’八个字送给先生‘生为考语,死为墓铭’!”

钱玄同和刘半农

尽管后来沈尹默爆料胡适对这场炒作不满,认为不是正人君子所为,但这出双簧戏的目的的确达到了,让杂志火起来,也让新文化成为公众话题,思想的闸门被打开,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。《新青年》开始陆续收到或捧场、或反对的读者来信,甚至也引起其他媒体的关注,比如《留美学生季报》曾发表汪懋祖的来信,对《新青年》终日以骂人为能事,深感不满,批评其文章流于“村妪泼骂”。

新旧文化两派的笔仗,就这样在《新青年》上拉开了序幕,1918年4月,胡适发表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,5月,被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的《狂人日记》发布,鲁迅这一笔名从此诞生。更重要的是,《新青年》因此一炮而红,在后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口号的提出后,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革命的力量。

3.

对于《新青年》的创办者们来说,新文化以摧枯拉朽的势头席卷全国,并不是一场预设,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,只是为了杂志的存活而刻意制造的舆论话题。

陈独秀在1919年写作《本志罪案签辩书》,按照文章的本意,不得不说有“卖人设”的嫌疑,为了营造新青年阵营在抗击旧势力时的“孤胆英雄”形象,作为媒体人的陈独秀,深谙“愈受打压就愈受欢迎”的读者心理,以此夸大《新青年》所受到的围攻。殊不知文中提出的德先生、赛先生,在几个月后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言人。

况且实际上,在《签辩书》诞生之时的中国文化界、思想界,早已不是旧文化占话语权的格局,“全盘西化”的思潮也不是什么新鲜事,至少在北大,新文化对旧文化可以说是节节进逼,有如泰山压顶。梁簌溟曾描述当时北大的新旧对抗形式:

陈独秀头脑明晰,笔锋锐利,批判旧派观点,如摧枯拉朽。《新青年》杂志诘问旧派:孔子真精神是什么?价值何在?旧派张口结舌。可是许多旧派先生竟不感苦恼,仍埋头于旧学之中,仿佛彼此并不相碍。学生一如教师,也分新旧……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,而且我既非新派,又不属旧派,面对新旧之争,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,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,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。

持中立态度的梁簌溟尚且感到“压迫之严重”,何况旧学人士在北大的处境,从当时北大的《新潮》和《国故》两本著名杂志之争,或许可以略窥一二。

在《新青年》打出德先生、赛先生口号的前几天,元旦,罗家伦、傅斯年等几个北大学生创办的《新潮》杂志正式发刊,宣布继承《新青年》的文学革命、伦理革命主张,创刊号上刊登的启事说“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,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、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”。

《新潮》发刊在学生和老师中引起轰动,首卷最初只印了一千册,不到十天便脱销,后来连续加印几次,总销量达一万三千册,后来每期的发行也维持在一万五千册左右。《新潮》问世便大受欢迎,与当年《新青年》创刊时的惨淡境况形成鲜明对比,连胡适也自愧不如,这与国内思想环境的转变不无关系。值得一提的是,《新潮》主要撰稿编辑之一的傅斯年,本来是学国文的,却毅然加入了白话文阵营。

另一本则是几乎同时期创办的《国故》,新派学生们有了新潮的阵营,难免让有志于保护国粹的学生气愤不平,于是俞士镇、薛祥绥、杨湜生、张煊等一班学生,以“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”为宗旨筹划出了《国故》杂志,邀请刘师培和黄侃两位教授出任总编辑。

《新潮》和《国故》的创办,有点两家争鸣的意味,似乎预示着北大内部的新旧文化之争战鼓已擂。然而实际开起炮来,却完全不是预想的那样。

旧派教员通常是喜欢埋头研究学问的,对新派师生的摇旗呐喊,虽然看不惯,但除了在课堂上骂几句,出口闷气之外,也没什么正面的冲突,比如刘师培,他说“通群经才能治一经”,没通群经不敢吭声,通了群经不屑吭声,所以他们极少写文章辩驳,“文章都是千古事,岂可乱下笔?”

这样一来局面就很尴尬了,新派一方咄咄逼人,风头正劲,又挥舞着“科学”和“民主”两面大旗,跟教师团队的《新青年》抱团对旧势力万炮齐轰。旧派这边,学养深厚的师长,对于打嘴仗的争论避之不及,打头阵的几个学生,学识文笔又不及傅斯年、罗家伦、顾颉刚这些人。拿现在的话来说,旧派几乎就是被吊打的状态,连周作人都看得出“(旧学方面)教员中只有黄季刚(侃)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而已,向不执笔,刘申叔(师培)写些文章,也只谈旧学,却未骂人。《新青年》上写文章的都是教员,积极的取攻势,猛厉无比。”

北大的新旧文化格局也可以投射在当时的国内社会上,以新青年阵营为首,新文化力挺者的队伍越发壮大,上海的《时事新报》、《民国日报》《中华新报》,北京的《晨报》、《国民公报》等众多媒体不乏支持文化革命的声音。

而旧派一方,以罗家伦的话来说,“抵抗力还是很薄弱的”,当时对于新文学的抵抗力不外三种“一种是林琴南(纾)派,一种是东南大学的胡先骕和他所办的《学衡》杂志,一种是北京大学内部的《国故》杂志。”林纾的反击也就是写了两篇讽刺小说《荆生》和《妖梦》,还因骂人太过粗鄙饱受诟病,不过林纾倒是很耿直,后来还在报纸上公开道歉。倾向旧学的《学衡》则和当时的另一本杂志《国民》各成一派,不屑参与骂战,甚至看不起新兴的《国故》。旧文化的支持者们就这样以一盘散沙的姿态,被新文化处处碾压。

4.

《新青年》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头者成名的1919年,3月,曝出陈独秀的狎妓风波,蔡元培不得不在在舆论的压力下取消他的北大文科学长职务。

很久以后,胡适回忆起自己没能参与的一场会议,1919年3月26日晚,在汤尔和的寓所,蔡元培、马叙伦、沈尹默等人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应对社会上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。胡适认为“独秀因此离开北大,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后来国中思想的‘左倾’,《新青年》的分化,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,皆起于此夜之会。”

陈独秀与胡适

陈独秀的思想转变、《新青年》的分化与“左倾”,跟他离开北大有没有关系,或许无人能说清。但由《新青年》、由德先生和赛先生所埋下的文化革命种子,却如同一叶小舟,沿路人们登船共建,此时早已被打造成一艘巨轮,驶向大海已是必然。

1919年5月4日,五四运动爆发。

中国从此不同。

时至今日,德先生、赛先生的雕塑仍然屹立在北大未名湖畔,但从它身边路过的年轻人或许已经没有几个人会注意,更没人会记得百年前那篇振聋发聩的“罪案签辩”。

不妨重新一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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