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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年前,中國年輕人都在追這兩位先生

http://dailynews.sina.com   2019年01月16日 05:13   鳳凰網

1.

1919年元旦剛過,1月15日,陳獨秀在《新青年》上發表《本志罪案籤辯書》。“德先生”(民主)與“賽先生”(科學)第一次正式在國人面前提出,後來被學界認爲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兩個最基本的口號。

《籤辯書》中宣稱:

本志同人本來無罪,只因爲擁護那德莫克拉西(Democracy)和賽因斯(Science)兩位先生,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。要擁護那德先生,便不得不反對孔教、禮法、貞節、舊倫理、舊政治;要擁護那賽先生,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、舊宗教;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,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。大家平心細想,本志除了擁護德、賽兩先生之外,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?若是沒有,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,要有氣力、有膽量來反對德、賽兩先生,纔算是好漢,纔算是根本的辦法。

陳獨秀的言下之意是,《新青年》雜誌力主的文學革命,受到不少舊派人士的非難。他形容當時社會上“大驚小怪,八面非難,那舊人物是不用說了,就是咶咶亂叫的青年學生,也把《新青年》看作一種邪說,怪物,離經叛道的異端,非聖無法的叛逆。”

非難的情況的確有,尤其是針對《新青年》編者錢玄同廢漢文的激進主張。錢玄同在1918年4月發文指出“欲使中國不亡,欲使中國民族爲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,必以廢孔學、滅道教爲根本之解決;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,尤爲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。”

陳獨秀雖也不認同錢玄同的滅漢文主張,說那是“用石條壓駝背”的醫法,但依然在《籤辯書》中爲其申辯,他說“社會上有一班人,因此怒罵他,譏笑他,卻不肯發表意思和他說話,這又是什麼道理呢?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?”說到底,也是爲文學革命受到“八面非難”的境況叫屈,陳獨秀始終爲此耿耿於懷。

然而到1927年,魯迅回憶起這段歷史,提到國內剛剛提起“文學革命”時雖然確實有反對聲音,“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,不大受阻礙”,原因是“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除漢字,用羅馬字來替代。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,很平常的,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,就大不得了了,於是便放過了比較平和的文學革命,而竭力來罵錢玄同。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,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,反而沒有阻礙,能夠流行了。”

就連胡適也承認,中國的白話文,沒有經過什麼大風浪,便得以“輕輕俏俏地成功了”。

《新青年》同仁合影。從左到右爲劉半農、胡適、陳大齊、馬裕藻、錢玄同、周作人等。

2.

就在德先生、賽先生提出的一年前,《新青年》因發行太少虧錢,在暫停4月後重新出版,由北大的陳獨秀、錢玄同、沈尹默、李大釗、劉半農和胡適六人輪值編輯,開始用白話文做文章。當時的陳獨秀們可能不會想到,這本一度面臨停刊的雜誌,將在一年後引發一場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。

事實上,復刊初期的《新青年》銷路不廣影響力不大,令陳獨秀大感頭痛,雖然宣揚白話,也四面出擊向舊派人物挑釁,卻都得不到什麼迴應,就算有,也是些不慍不火,如翻譯家林紓的《論古文不宜廢》之類溫柔講理的。作爲輪值編輯的劉半農也感嘆說:“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,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爲憾。”

爲了博關注,《新青年》乾脆自導自演炒作了一場罵戰,由錢玄同和劉半農分飾兩角。

錢玄同化名“王敬軒”,以讀者身份致函雜誌實名反對白話,他以一種潑婦罵街的姿態,指名道姓,從胡適的新詩開始罵起,一直罵到“辛亥國變以還,紀綱掃地,名教淪胥,率獸食人,人將相食,有識之士,童焉心傷……”。反對不夠,還刻意站了個隊,“王敬軒”在信中故意吹捧林紓,讚美其用古文翻譯的小說“如雲吟邊燕語,雲香勾情眼……”按照“敵人的朋友比是敵人”規則,林紓就莫名其妙成爲了新文化擁護者們攻擊的對象。

《新青年》在四卷三號上即刊登了這封讀者來信,同時也附上了作爲記者身份的劉半農的回擊。劉半農在文中反駁完“王敬軒”,又繼續把矛頭對準林紓,諷刺其翻譯的外國著作,大部分是沒有價值的東西,甚至說出如此尖酸刻薄的話:“先生既不喜新,似乎在舊學上,功夫還缺乏一點。倘若能用上十年功,到《新青年》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時候,再寫書信來與記者談一談,記者一定‘刮目相看’!否則記者等就要把‘不學無術、頑固胡鬧’八個字送給先生‘生爲考語,死爲墓銘’!”

錢玄同和劉半農

儘管後來沈尹默爆料胡適對這場炒作不滿,認爲不是正人君子所爲,但這出雙簧戲的目的的確達到了,讓雜誌火起來,也讓新文化成爲公衆話題,思想的閘門被打開,人們開始重新審視中國的歷史和文化。《新青年》開始陸續收到或捧場、或反對的讀者來信,甚至也引起其他媒體的關注,比如《留美學生季報》曾發表汪懋祖的來信,對《新青年》終日以罵人爲能事,深感不滿,批評其文章流於“村嫗潑罵”。

新舊文化兩派的筆仗,就這樣在《新青年》上拉開了序幕,1918年4月,胡適發表《建設的文學革命論》,5月,被視爲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的《狂人日記》發佈,魯迅這一筆名從此誕生。更重要的是,《新青年》因此一炮而紅,在後來德先生和賽先生口號的提出後,形成一股強大的文化革命的力量。

3.

對於《新青年》的創辦者們來說,新文化以摧枯拉朽的勢頭席捲全國,並不是一場預設,甚至很長一段時間裏,只是爲了雜誌的存活而刻意製造的輿論話題。

陳獨秀在1919年寫作《本志罪案籤辯書》,按照文章的本意,不得不說有“賣人設”的嫌疑,爲了營造新青年陣營在抗擊舊勢力時的“孤膽英雄”形象,作爲媒體人的陳獨秀,深諳“愈受打壓就愈受歡迎”的讀者心理,以此誇大《新青年》所受到的圍攻。殊不知文中提出的德先生、賽先生,在幾個月後竟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代言人。

況且實際上,在《籤辯書》誕生之時的中國文化界、思想界,早已不是舊文化佔話語權的格局,“全盤西化”的思潮也不是什麼新鮮事,至少在北大,新文化對舊文化可以說是節節進逼,有如泰山壓頂。樑簌溟曾描述當時北大的新舊對抗形式:

陳獨秀頭腦明晰,筆鋒銳利,批判舊派觀點,如摧枯拉朽。《新青年》雜誌詰問舊派:孔子真精神是什麼?價值何在?舊派張口結舌。可是許多舊派先生竟不感苦惱,仍埋頭於舊學之中,彷彿彼此並不相礙。學生一如教師,也分新舊……雖然我對新思潮莫逆於心,而且我既非新派,又不屬舊派,面對新舊之爭,似儘可仍埋首於佛學研究,可是我卻感到壓迫之嚴重,以爲此問題不可忽略而且急切。

持中立態度的樑簌溟尚且感到“壓迫之嚴重”,何況舊學人士在北大的處境,從當時北大的《新潮》和《國故》兩本著名雜誌之爭,或許可以略窺一二。

在《新青年》打出德先生、賽先生口號的前幾天,元旦,羅家倫、傅斯年等幾個北大學生創辦的《新潮》雜誌正式發刊,宣佈繼承《新青年》的文學革命、倫理革命主張,創刊號上刊登的啓事說“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,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、社會上各問題爲職司”。

《新潮》發刊在學生和老師中引起轟動,首卷最初只印了一千冊,不到十天便脫銷,後來連續加印幾次,總銷量達一萬三千冊,後來每期的發行也維持在一萬五千冊左右。《新潮》問世便大受歡迎,與當年《新青年》創刊時的慘淡境況形成鮮明對比,連胡適也自愧不如,這與國內思想環境的轉變不無關係。值得一提的是,《新潮》主要撰稿編輯之一的傅斯年,本來是學國文的,卻毅然加入了白話文陣營。

另一本則是幾乎同時期創辦的《國故》,新派學生們有了新潮的陣營,難免讓有志於保護國粹的學生氣憤不平,於是俞士鎮、薛祥綏、楊湜生、張煊等一班學生,以“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”爲宗旨籌劃出了《國故》雜誌,邀請劉師培和黃侃兩位教授出任總編輯。

《新潮》和《國故》的創辦,有點兩家爭鳴的意味,似乎預示着北大內部的新舊文化之爭戰鼓已擂。然而實際開起炮來,卻完全不是預想的那樣。

舊派教員通常是喜歡埋頭研究學問的,對新派師生的搖旗吶喊,雖然看不慣,但除了在課堂上罵幾句,出口悶氣之外,也沒什麼正面的衝突,比如劉師培,他說“通羣經才能治一經”,沒通羣經不敢吭聲,通了羣經不屑吭聲,所以他們極少寫文章辯駁,“文章都是千古事,豈可亂下筆?”

這樣一來局面就很尷尬了,新派一方咄咄逼人,風頭正勁,又揮舞着“科學”和“民主”兩面大旗,跟教師團隊的《新青年》抱團對舊勢力萬炮齊轟。舊派這邊,學養深厚的師長,對於打嘴仗的爭論避之不及,打頭陣的幾個學生,學識文筆又不及傅斯年、羅家倫、顧頡剛這些人。拿現在的話來說,舊派幾乎就是被吊打的狀態,連周作人都看得出“(舊學方面)教員中只有黃季剛(侃)在課堂內外對學生罵罵而已,向不執筆,劉申叔(師培)寫些文章,也只談舊學,卻未罵人。《新青年》上寫文章的都是教員,積極的取攻勢,猛厲無比。”

北大的新舊文化格局也可以投射在當時的國內社會上,以新青年陣營爲首,新文化力挺者的隊伍越發壯大,上海的《時事新報》、《民國日報》《中華新報》,北京的《晨報》、《國民公報》等衆多媒體不乏支持文化革命的聲音。

而舊派一方,以羅家倫的話來說,“抵抗力還是很薄弱的”,當時對於新文學的抵抗力不外三種“一種是林琴南(紓)派,一種是東南大學的胡先驌和他所辦的《學衡》雜誌,一種是北京大學內部的《國故》雜誌。”林紓的反擊也就是寫了兩篇諷刺小說《荊生》和《妖夢》,還因罵人太過粗鄙飽受詬病,不過林紓倒是很耿直,後來還在報紙上公開道歉。傾向舊學的《學衡》則和當時的另一本雜誌《國民》各成一派,不屑參與罵戰,甚至看不起新興的《國故》。舊文化的支持者們就這樣以一盤散沙的姿態,被新文化處處碾壓。

4.

《新青年》作爲新文化運動領頭者成名的1919年,3月,曝出陳獨秀的狎妓風波,蔡元培不得不在在輿論的壓力下取消他的北大文科學長職務。

很久以後,胡適回憶起自己沒能參與的一場會議,1919年3月26日晚,在湯爾和的寓所,蔡元培、馬敘倫、沈尹默等人聚在一起商討如何應對社會上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。胡適認爲“獨秀因此離開北大,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後來國中思想的‘左傾’,《新青年》的分化,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,皆起於此夜之會。”

陳獨秀與胡適

陳獨秀的思想轉變、《新青年》的分化與“左傾”,跟他離開北大有沒有關係,或許無人能說清。但由《新青年》、由德先生和賽先生所埋下的文化革命種子,卻如同一葉小舟,沿路人們登船共建,此時早已被打造成一艘巨輪,駛向大海已是必然。

1919年5月4日,五四運動爆發。

中國從此不同。

時至今日,德先生、賽先生的雕塑仍然屹立在北大未名湖畔,但從它身邊路過的年輕人或許已經沒有幾個人會注意,更沒人會記得百年前那篇振聾發聵的“罪案籤辯”。

不妨重新一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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